纽约大学如何搭建学术与工业的桥梁?| 专访新药研发加速器典范

▎药明康德/报道

编者按:在过去几年中,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新药上市已成为一个风险日益增加、挑战性很强的过程。对于生物医药公司和生物技术投资者来说,项目看起来总是为时过早,而对于大多数学术研究人员而言,医药公司和投资者的要求很难达到。 谈到这个话题,就要提到纽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药物研发加速器——治疗联盟办公室(Office of Therapeutics Alliances, OTA)。OTA是一项通过将该中心研究人员的科学优势与外部专业药物研发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推动新型治疗项目研发的生物医药业创新计划。 

引领着这种独特的协作模式来克服“转换差距”的是Nadim Shohdy博士,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治疗联盟的助理院长。自2013年底成立以来,OTA一直致力于将新研究转化为相对成熟的治疗方案,内容包括建立与合同研究组织的合作并与项目主题相关的专家建立联系。这种虚拟加速器与其他学术商业化模型不同,是通过使用有效、主动的方法来鉴别那些具有解决尚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的潜力项目。在此过程中,OTA通过与合同研究组织(CRO)、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外部顾问机构合作来开展降低风险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研发成功率。 

药明康德最近与Shohdy博士进行了一次对话,他分享了OTA在降低风险和快速转化优异学术科学成果,并将其应用于工业界,最终惠及患者的成功策略。

 

药明康德:什么是OTA,它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Nadim Shohdy博士:OTA最初是作为一个项目而成立的,该项目来源于工业联络办公室,也是我过去曾任职的纽约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它是为解决学术医疗资源很难获得对外输出的挑战而诞生的。

投资者总是希望看到更多确切的证据。在他们眼中,学术项目通常被认为还不成熟,风险太大,因而不愿引进这些项目并为此投入资源、建立公司,开展药物研发等。我在技术转让办公室时,专注于对纽约大学的医疗资源进行对外输出。事实上,尽管我设法成功谈成了一些好的交易,但也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也有很多好的项目很难找到合作伙伴。找不到合作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项目很糟糕,相反,它们都是很好的项目,只是缺少额外的验证,例如动物数据,更多化学实验,起始化合物或抗体,更多证明动物模型和人类疾病之间联系的数据。无论如何,缺少的这部分数据最终阻碍这些项目与生物医药公司或投资者建立高质量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创立资源充足的创业公司。最终,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将我们在疾病生物学方面的最佳学术专业知识与药物研发行业的顶级专业知识和能力相结合,以生成那些额外的,但同时被迫切需要的验证证据。

药明康德:所以,您想尽快地与经验丰富的研发者达成交易。但越是新鲜的事物,越会伴随着风险。我们该如何在早期交易中取得平衡呢?

Nadim Shohdy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涉及到真正的平衡。在业界有个行业共识,就是初创公司持有资产的时间越长,且利用自有资源优化这些资产的能力越强,在与医药公司合作时,公司资产的估值就越大。但是,当你试图在学术环境中降低资产风险时,该模型则不一定适用。原因在于,与一般持有一、两个甚至三个资产的初创公司不同,一个学术医疗中心,尤其是像纽约大学这样的主要医疗中心,拥有一个非常丰厚的学术环境。学院里不断地找到新的疾病研究靶点,从而不停将新的项目推入OTA的研发管线。即使我们缩减范围,只挑选那些最受瞩目的项目去做,仍然会不断涌入新项目限制资源的分配。这种独特的动态导致我们需要平衡,长久地维持项目,以便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平台,然后抓住机会与他们合作。

药明康德:您如何决定一个项目交给工业界前需要开发多长时间?

Nadim Shohdy博士:我们从没忘记我们是学术医疗中心而不是医药公司的事实。OTA的目标是做足够的优质药物研究,并把后续工作交给真正拥有合适资源和专业知识的公司,以推动治疗项目进入临床。

药明康德: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您要专注于药物发现,而将商业化交给专业人士。

Nadim Shohdy博士:没错。纽约大学研究人员的主业是为疾病生物学提供新思路。而OTA则在此基础上再往前几步,以实现与行业的合作。但我相信我们不会替代整个行业。

药明康德:您如何收集创意,每年又会收到多少项目请求?最终会成功资助多少个项目呢?

Nadim Shohdy博士:对于学术界而言,我们的流程并非那么正统。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一年一次的RFP来征求PI的提案,然后给PI提供资金并期待最好的结果。相反,我们的标准流程更类似于风险投资公司的侦察和尽职调查。我们会不断介入研究。有时候,技术转化办公室会提醒我们哪里存在潜在的机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工业界自身会带着兴趣找到我们,但我们并不会主动去发现。有时候我们会与学院内的研究人员讨论那些尚未准备好进入大众视野的伟大创意,我们会每隔几个月与他们取得联系,直到我们认为找到了可行的方向。

OTA参与的项目阶段(图片来源:OTA官网)

无论创意从何而来,我们都会从初步的尽职调查开始。调查内容包含与PI的大量沟通,和风险投资公司一样进行的竞争情报收集,内容包括靶标验证的强度(根据PI自己的数据和文献),药物治疗的可行性,未满足的需求,以及知识产权背景等等。如果尽职调查没有显示问题,我们会继续在更深层次上进行相同的分析,利用我们的外部咨询师、顾问的想法,还有活跃的投资者和生物医药专家。事实上,我们甚至在项目真正成为OTA项目之前就开始货比三家了。这就是商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尽可能地对科学内容进行非常彻底的评审。在工作计划进行之前和进行期间,我们都与PI紧密合作,帮助他们设计实验,评估原始数据,寻找新方向和排除故障。我们真真正正是项目团队的一员。最终,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我们评估项目的“热门”程度,以及找出使整个项目能够成功到达终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需要更多的动物数据?还是更多的化学实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项目制定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最正确的工作计划,然后OTA将提供资助并与PI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对计划进行管理。

自2013年底以来,我们评估了超过50个项目,开展了大约30个项目。已处于稳定状态的研发管线则包含了15到17个项目。每年,我们都会接纳约3到4个新项目进入我们的研发管线,同时也会有差不多的项目离开,离开的原因可以是很积极的(比如找到了更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是我们因项目没什么进展而主动终止它们,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

药明康德:你们有什么样的投资模式呢?

Nadim Shohdy博士:投资模式是高度变化的,因为我们的投资目的是退出。我们既可以花费15,000美元,资助一项在PI实验室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细胞培养研究实验,也可能花费40万美元,与我们的CRO合作伙伴一同开展高通量筛选活动,其他资助项目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投资模式取决于项目自身的不同情况以及我们认为达成交易所需的最短途径。此外,我们通过分步进行大额投资来降低风险,即使是3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被分解成许多小块。但在这一阶段,确实存在着一个限制条件:我们不希望参与先导物优化阶段之后的项目。这不仅是因为预算和资源有限,而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正确地选择合适的项目并合理地进行开发,并且高效地完成了我们的商业化进展,那么这些研究产生的数据就应该足够引人注目,可以吸引到很多合作伙伴,而无需我们自己继续推进项目。

OTA投资的项目类型(图片来源:OTA官网)

药明康德:OTA的成功率是多少呢?

Nadim Shohdy博士:我们有9个研发管线项目已与投资者或生物医药公司达成合作。坦白来说,这些研发管线当中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非常成功,除了几个完全成功以外,其它项目的成功程度参差不齐。但这并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曾被投资者认为还不成熟,滞留在纽约大学内部无人问津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将学术项目转化进入工业界,然后让它们承担其获得商业成功过程中的风险。

药明康德:关于成功率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已经收到了50多个提案,投资了30个,现在有9个进入工业界。所以,展现出的成功率达到大约三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

Nadim Shohdy博士:是的。去年是真正标志性的一年,而我们当然希望今年也会是非常成功的一年。但是,怎么说呢,老天保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药明康德:您提到CRO是你们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Nadim Shohdy博士:由于能力、质量、研究网络和独立验证等许多关键原因,CRO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与众多CRO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使我们能够根据项目的需要进行个体化定制,例如开发分析,筛选小分子库或验证某个实验方法。此外,CRO公司已成为基于行业标准,进行公正验证的第三方体系。它可以将验证纽约大学高质量生物学研究提出的假说的能力,与最佳的药物研发能力结合起来。你我都知道,这涉及到一个学术界的可重复性问题,投资者和生物医药公司更倾向于相信经过公正的第三方验证的数据,特别是那些VC或大型医药公司对其能力十分了解的第三方CRO公司。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它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找到高质量合作伙伴进行投资的可能性。

药明康德:让我们再来谈谈生态系统的话题。您在一开始就提到,纽约大学是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丰富源泉,它是获得大量NIH经费的大型机构之一。从历史上看,纽约市并不是一个生物创新突出,初创公司层出不穷的地方,在这方面的热潮只是最近才出现的。纽约市如何成功培养了这种环境,而纽约大学和OTA又该如何从这种生态系统中受益呢?

Nadim Shohdy博士:说实话,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项目都能在工业界找到好的归属,无论它们身在何处,无论它们是初创公司还是与现有生物医药公司合作。我们实际上还没有一个项目脱离成为一家位于纽约市的创业公司,但我相信这一定会发生。我们的初创公司都是虚拟公司,或者位于波士顿和加拿大等地。

而我们初创公司的选址实际上取决于环境、资源、以及投资者的喜好。话虽如此,纽约市生态系统的增长使我们受益匪浅,因为它增加了我们与早期投资者的互动。我们一直在与位于纽约市的VC一起审查我们的研发管线。这对OTA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资产的商业潜力,并对它们进行压力测试。而纽约市为转化项目提供额外支持的努力也使我们获益匪浅。我们的两个OTA项目已经从纽约市补充投资项目中获益。这种利用其他资金来补充我们自身投资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使用资金来最大限度地扩展药物研发活动,并减轻了我们和第三方合作投资者的共同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正通过与设立在纽约,或者想要在纽约发展的投资者进行更多高质量合作来帮助改善纽约的生态系统。换句话说,将更多投资者吸引到纽约大学也可以促进社区的壮大。

药明康德:纽约大学推动创业精神的方式也很鼓舞人心。OTA是如何融入这种环境的?

Nadim Shohdy博士:纽约大学学术医疗中心的主要优势之一是高质量的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我们的高级领导层认识到,要将这种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转化为商机,需要向整个环境灌输创业精神。OTA只是通过直接将科学转化为工业合作伙伴关系和创业公司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生物医学创业计划最近正式启动,这是一套针对博士后、研究生甚至临床教授们的课程,这项计划让我们可以参与其他创业活动,例如对学生和博士后的实习辅导。

此外,大约一年半前,纽约大学和Biolabs在曼哈顿市中心宣布创立孵化器BioLabs @ NYULangone。这支持了纽约大学的观点,即杰出科学研究的转化和发展是开展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药明康德:日常生活中是什么为您提供动力和灵感呢?

Nadim Shohdy博士:有挑战性的工作真的让我觉得很有趣。我们OTA有一个非官方的座右铭:“这件事情很复杂……但我们解决了它”。它可能是验证令人兴奋但复杂的疾病信号通路,进行可行性研究或测试手段开发,或是确定早期候选药物,管理资源,物流和人力,又或是将这些步骤整合到我们的业务发展中。通过OTA团队,我们有幸从头开始构建项目,并有机会将创新的学术项目转化为与工业界伙伴的合作。要做这种激动人心的早期工作,需要深入并密切地参与到科学和商业两方面,这对我个人而言就有了双倍的乐趣,因为我不需要担心参与了其中一项就不得不放弃另一项。但最重要的是,尽管工作中存在挑战,复杂性和风险,我们仍然不会忘记使命——那就是加快从实验室到临床的研究速度,最终为患者带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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